“六四”给我们的启示

“六四”给我们的启示

林思云

　有位历史学家曾说过：“历史是一种需要时间和距离来认识的东西，一件事离我们越近，我们越感到模糊不清，而一件事离我们越远，反而看得越清楚。”“六四” 已经过去十一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和距离，重新思考一下“六四”，会看到很多当时看不到的东西和认识不全面的问题。

　一、“六四”为什么缺少民众支持

　 “六四”运动被共产党用暴力轻易地镇压下去了。有人以为这是由于中国人怕死、怕流血而不敢反抗。但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并不是特别贪生怕死的民族。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5年开始在中国发起反政府的武装起义，前后发动了十几次起义，均被清政府血腥镇压下去。但当年的革命志士们并没有被清政府的屠刀所吓倒，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再接着来。在数以万计的志士们流尽了自己的鲜血之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得以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更是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当年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比“六四”镇压要残酷得多，几十万几百万的共产党员抱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信念，倒在国民党的枪弹之下。然而共产党人却是越杀越多，终于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但为什么清政府、国民党的屠刀没有吓倒中国人，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愿意为推翻清政府，愿意为共产党而流血牺牲呢？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在中国人民中间有广泛号召力，得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支持，所以才能前仆后继，“一个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都有明确的目标，辛亥革命要“驱逐鞑虏，复我中华”，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国；共产革命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要建立的贫苦大众掌权的共产中国。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告诉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革命是为了广大民众谋幸福，革命的成功将使那些被压迫的民众翻身解放。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明确具体革命目标，使中国的老百姓认为这场革命和自己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自己能够从革命的成功中得到具体的好处，所以才有那么多中国人愿意为革命的成功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六四”运动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和理想，“六四”的口号“民主自由”，只是一些抽象的哲学名词，中国老百姓不明白这场运动和自己的前途命运有什么关系，更不明白“新闻自由”等东西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具体的好处，所以对运动持旁观和冷漠的态度。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害怕共产党的枪弹，而是不愿意为“民主自由”这些自己不太明白的哲学名词而莫名其妙地流血。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如果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妄图用流血恐怖来维持政权，只会造成“一个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的逆反效果，反而会更加缩短政权的寿命。一场有群众基础的革命或运动，绝对不会被几千几万人的鲜血所吓倒。可是象“六四”这样脱离群众的知识界运动，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在这一点上，“六四”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一样，都是少数人的“精英运动”。这样的运动象烟消云散一样地过去，也是不难理解的。

　现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们，离中国民众越来越远，而共产党对“六四”的处理，比民运人士高明得多。“六四”后共产党为了争取民众，除了敏感的政治领域以外，在经济文化领域都大大加快和放大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让中国的老百姓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具体的实惠，使共产党安然渡过了政权的危险期。中国老百姓宁愿要能够使自己得到看得见好处的共产党，而不愿要“民主人权”这样的空头口号。如果共产党没有“贪官污吏”的包袱，在真正民主的选举中，现在的民运派未必能赢得比共产党更多的选票。

　 “六四”和戊戌变法一样，终究因为缺少广大民众支持而失败。这也告诉我们，要想在中国搞民众运动，脱离开广大中国民众的支持，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二、“六四”是民主运动吗？

　现在很多人把“六四”运动看作是一场民主运动，这一点很值得商榷。

　民主主义是地道的西方货色，大概是由于中国传统上根本没有民主思想，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想象的民主主义，和西方人对民主主义的理解相距甚远。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是建立一个没有贵族、没有特权、人人身份平等的社会，西方人的民主运动就是争取人人平等的公民权运动。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民主运动是美国黑人的“公民权”运动，美国黑人提出的要求，不是要推翻白人政府让黑人“当家作主”，而是要求美国政府给予黑人与白人同样平等的权利。

　民主主义的根本就是反对特权的平等精神，而中国却是一个处处表现特权的等级社会。当官的根据级别的高低，有大小不等的特权；普通老百姓也具有贵贱不等的身份，最差一等人是农民。中国的农民不要说政治权利，连选择职业自由的最起码人权都没有。农民生下来就只能从事农业，中国城市里的招工广告上，毫不掩饰地采取对农民的歧视政策，公开写着“只限城市户口”“只限北京市户口”等字样。如果在美国谁敢在招工广告上写“只限白人”的话，非被揪上法庭不可。

　中国人民的身份不平等问题，是中国存在的最普遍、最经常发生的人权侵害问题。中国最不民主的地方，并不是政府关押的几个反政府政治犯，而是广大中国人民的身份不平等问题。一个主张在中国消灭一切特权，消灭官民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的运动，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

　但“六四”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旨在建立一个人人身份平等的民主中国。大学生们在“六四”中打出的口号，象“为胡耀邦平反”、“打倒官倒”等，只是要求共产党内部实现民主化，而没有主张解决中国社会身份之不平等问题。因此严格地说， “六四”不应该算一场民主运动，而应该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共、反政府群众运动。有人说：“六四”中的民主口号，不过被用来作为反政府的借口，就象当年共产党用民主口号来推翻国民党一样。”这话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三、“六四”是非暴力运动吗？

　非暴力运动是印度的甘地首先发明和提倡的。1920年代甘地在英殖民地南非首先发起了非暴力运动。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份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使用暴力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来反抗暴力”。甘地回到印度后，又发起了全国大游行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和平集会运动。跟随甘地游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游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人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

　英国殖民地当局对甘地的和平大进军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反政府的口号和煽动，只是默默地走路，所以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理由逮捕这些默默走路的人们，难道走路也犯法？1960年代，美国的“公民权”运动，也是学习甘地的和平大进军方式，没有打出“打倒白人”、“白人总统下台”这样的反政府口号，而是用非暴力的请愿方式，来争取黑人的民主和人权。

　如果“六四”运动时，几十万学生们只是默默地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没有任何反政府煽动性的口号，那就是典型的非暴力运动。对于这样的非暴力抵抗，共产党很难找到武力镇压的理由，难道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坐一坐也犯法？可是“六四”中学生们明确打出了“打倒官倒”“李鹏下台”这样的煽动性反政府口号，所以严格来说，“六四”运动不能算是完全的非暴力抗议运动。

　甘地的名言是：“英国人并不是坏人，只是英国人的想法有错误。我们的非暴力运动旨在改变英国人头脑中的错误想法，并不是要把英国人作为敌人对待。”甘地提出：如果把英国人当作坏人，那就应该用暴力来消灭和赶走这些坏人，和坏人没有必要讲什么道理。正因为英国人不是坏人，只是他们的想法有错误，我们才试图用和平的讲理方式，来改变他们的错误想法。1960年代，美国黑人的“公民权”运动，也没有把白人当作敌对的坏人，所以采用和平游行的方式来改变白人种族歧视的错误思想。

　同样在中国搞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就要首先肯定共产党不是坏人，只是他们反对民主的想法有错误，所以才有必要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改变共产党人的错误想法。可是有些民运人士一方面把共产党描述成杀人不眨眼的恶棍，另一方面又声称要坚持搞非暴力的民主运动，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共产党真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恶棍，就应该号召人民用暴力来推翻共产党，难道还有必要和恶棍们讲民主人权的道理吗？

　四、“六四”是否错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六四”搞错了，如果学生们不搞“六四”，中共党内部的“民主派”就不会下台，就会给中国老百姓赏赐一些“民主”。类似的还有人提出辛亥革命搞错了，应该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君主立宪方案，走和平改良的道路。这些看法应该说是片面的。

　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人民争取来的，并没有统治者主动放弃权力，赏给人民“民主”的先例。苏联人民一直就有民主化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搞民主化，只不过是顺应苏联人民的民心，而不是给予苏联人民的赏赐；蒋经国在台湾搞民主化也是顺应台湾人民的民心，而不是给予台湾人民的赏赐。当然出现戈尔巴乔夫、蒋经国这样的开明人士，对民主化的进程有很大的促进。但戈尔巴乔夫、蒋经国这样的开明人士可遇而不可求，中国人的民主化不应建立在等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这样的偶然机遇上。如果中国永远出现不了戈尔巴乔夫，中国的民主化就永远实现不了吗？

　奴隶要求解放，不能寄希望于开明奴隶主的出现。当然碰到开明奴隶主最好，碰不到也不必苦苦地等待。中国的民主化呼唤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开明人士，但也决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大救星”来拯救我们。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作法不得人心，大学生们“六四”时提出为胡耀邦平反，开放言论自由，要求共产党进行民主化改革，并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他们只是作了他们应该作的事情。如果我当时是北大的学生，我也会参加游行，也会参加绝食。当然一些“学生领袖”号召用激烈的手段和政府搞对抗，是有欠妥当之处。梁启超当年批评孙中山等人：“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指责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是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六四”是不是有这样的“远距离革命家”，我不敢肯定。但即使有，恐怕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学生运动的主流。

　从总体来看，“六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未来的一场孤军奋战，和康有为、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一样，虽然是一场失败的运动，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五、中国的民主化前途

　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是打倒消灭共产党，必然会受到共产党的拼死抵抗，最后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台湾民进党之所以能用和平的方式争得政权，非常重要的就是民进党的目标不是打倒和消灭国民党。如果民进党的目标是打倒和消灭国民党，国民党必然不惜使用武力拼死抵抗，绝不会轻易把政权交给要消灭他们的人。

　所以中国要想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民主化，就只能走非暴力运动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承认共产党并不是坏人，只是他们的想法和作法有错误。中国民主化的目的，不是打倒共产党，也不是解散消灭共产党，而是改造和改变共产党，使共产党变成一个可以在民主国家中与其它政党和平共存的政党。只有让共产党人可以体面地走下政权的情况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不流血的民主。

　不过中国民主化的第一步，只是实现执政“精英”之间的民主。要想在中国彻底解决人民大众的身份贵贱不平等问题，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人权，恐怕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

　

2000年6月4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