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研究初探

　“六四” 研究初探

林思云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历史的感觉，或者说“历史观”是不尽相同的。西方人感兴趣的是历史事件，因此西方人写历史时，主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而中国人对历史事件的兴趣，远小于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中国传统的历史书是把人物传记作为历史的主角，从来没有过以《赤壁之战》《商鞅变法》等历史事件为题目的历史研究书籍或文章。中国人对历史的关心在于：哪些人是清官忠臣，哪些人是贪官奸臣；哪些人是主战派，哪些人是主和派；哪些人是爱国的，哪些人是卖国的；哪些人是民主的，哪些人是独裁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

　西方人的历史感觉是 “谈事为主”，中国人的历史感觉则是 “谈人为主”。中国文化是“褒”与“贬”的文化，褒赞贤者和贬伐奸者，似乎是中国人生来就有的国民义务。中国历史贯穿了“褒”与“贬”，一些历史人物被定位为正面人物进行歌颂，另一些历史人物被定位为反面人物进行贬斥。岳飞庙和秦桧跪像，就是中国人历史感觉的浓缩。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感到传统上一刀切式的好人坏人两分法太过绝对，于是又有了“三七开”的十分法。某人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某人是四分功劳六分过失，某人功过抵消后 “功”大于“过”。

　自从因特网发达以来，六四一直是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可是纵观这些年来的六四议论就会发现，中国的“褒贬”文化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大部分人的出发点是试图评价六四的功过是非，热衷于讨论六四搞好了还是搞坏了，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在六四中“有功”还是“有过”，政府镇压六四“有理”还是 “无理”等等。很少看到不谈“搞好搞坏”“有功有过”“有理无理”，而只是把六四单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的文章。

　此外，中国“褒贬”文化影响，也使一个人写文章时，必须先摆明自己的立场。写关于六四的文章时，作者就要明确写文章的目的是替中共说话，还是替民运说话。西方学者写一部《二次大战史》，大概不会有人问他：你这本书是替德国人说话还是替美国人说话。中国学者写一部《二次大战史》，如果中国战场的篇幅写少了，会被责备为贬低了中国的作用；如果日军的残酷性写少了，又会被谴责为美化了侵略者；中国军队的腐败问题写多了，还会被指责为丑化了抗战英雄……。总而言之，中国学者研究历史时，背上有很多道德的包袱，很难对历史的真实畅所欲言，稍有不慎就会受到人们道德上的非难。

　尽管现实中的人是有立场的，可是作为一个学者来研究历史，就不应该把自己的立场与研究的结果混为一谈。比如狼吃羊这件事，我们把立场站在羊的一方，必然会对狼的凶残暴行无比愤慨，对羊的悲惨遭遇深切同情；而我们把立场站在狼的一方，又必然会对狼吃羊的迫不得已性感到理解。因此只有从第三者，既不是狼也不是羊的角度，才能对狼吃羊的事件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描述。

　同样对于六四事件的“研究”，当我们试图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以一个与此事无关外国人的心情来研究六四，才能得到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从旁观者的角度、以第三者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事件，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缺乏的。笔者在这里试图作一个尝试：不谈好坏，不论功过，不讲对错，只是从纯历史学的角度来“探究”一下六四事件。

　一、六四发生的社会背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六四事件的发生，也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1920年代，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存亡关头，怎样才能救国强国，成为当时中国人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流传到中国以后，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新的希望：引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用共产主义来治中国病。1921年，一批救国心切的激进知识分子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发起共产主义运动。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不是掌握物质财富的有产阶级，也不是掌握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而是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虽然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他们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工农大众身上。中共深入群众，搞工人运动，创办工会；搞农民运动，组织农协。由于共产党的口号是解放工农劳苦大众，对于世代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百姓来说，自然会支持那些来解放他们、让他们翻身当家作主的共产党人。因此中共成立后仅4、5年的时间，就成为中国一支极有声势的政治力量。

　 1927年国民党与中共反目后，中共被打为非法组织，很多共产党人被拘捕和处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时进入低潮。但中共党人并没有“见好就上，见坏就收”，而是向逆境挑战。政府不让他们搞合法的工农运动，他们就搞非法的武装反抗。搞非法的武装起义，很难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没有相当的献身精神是不行的。周恩来发起南昌起义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做总理；毛泽东发起秋收起义时，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做主席。这些中共党人发起反政府武装暴动，上山打游击，没有人保证他们会成功，更没有人保证他们可以活着回来，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献身精神。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确是一批既不怕死，又有斗争策略的“有勇有谋”精英。1927年最早一批发起反政府武装斗争的中共党人，能活到中国建国的都是幸运者。中共常自豪地说：我们的政权是用几百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此话不假，中共政权的确来之不易，是用无数人的生命鲜血换来的。凡是来之不易的东西都不会轻易放弃，所以中共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权，向中共政权挑战的人，恐怕也要作好付出流血代价的准备。

　中共夺取政权时，尽管有一些外援，但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靠工农大众的支持。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和根基是工农大众，这就决定了中共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不友好。掌握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统治政府的主要依靠对象。而中共政权第一次让知识分子精英们靠边站，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从“老大”一下降为“老九”。

　中共建国后的一件大事就是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树立起 “老粗光荣”的社会新风尚，打掉知识分子以往对工农大众的优越感。“公子、小姐、先生、太太”等知识分子阶层用的风雅称呼，也被“小鬼、姑娘、爱人、老婆”等大众俗话代替（近年来这些知识分子风雅称呼又卷土重来）。当时形容工农兵心情的最常用词汇是“扬眉吐气”，而知识分子则给予一个警告：夹着尾巴做人。

　当然知识分子不甘心自己被打为“老九”，他们要为自己抗争。建国初给知识分子制定的工资待遇还过得去，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不满主要不在物质待遇上，而是“外行领导内行”。中共掌权后，一些文化素质较低的工农干部，成为学校、机关、科研单位的领导，这让知识分子有一种耻辱感：那些连写封信都别字连篇的老粗，怎么能领导得了我们？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最大最广泛的意见就是：“外行领导内行”，要求中共尊重知识分子。

　对于中共来说，知识分子不满外行领导内行，嫌共产党干部文化素质低，就是不服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共不能容忍的。中共领导层达成这样的共识：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不服气中共的领导，他们还在翘尾巴，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一场更加严厉深刻的大改造，这就是反右运动。

　经过反右运动，知识分子的傲气基本被打压下去，多数人开始夹着尾巴做人。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也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脑体倒挂”现象。然而中共不尊重知识，不重用知识分子，靠工农干部治国的政策，也有一个极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停滞，物质奇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毛的接班人华国峰和后来上台的邓小平，都意识到要改变当前的经济困境，就不得不依靠文化素质高的知识分子来治理国家。

　中共改变了以往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重用和依靠知识分子治国。邓小平做的第一件事是为知识分子在名誉上平反，声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而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并不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仅是可以团结的小资产阶级。邓小平做的第二件事是干部体制改革，强调干部的知识化和年轻化，一大批工农干部靠边站，学历成为提拔干部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到19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上已扬眉吐气，重新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但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方面，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农村出现了万元户，城市里摆小摊的也发了大财。工厂被允许自由发放奖金，工人的收入也有明显增加。而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死工资，缺少奖金等额外收入。当时知识分子对“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现象怨声载道，要求政府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六四学潮之际，也正是知识分子对经济待遇不满情绪达到巅峰的时刻。这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促使他们加入了支持学生的游行行列，所以六四运动的主体除了学生外，就是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六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积压了几十年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对于工人农民来说，学生们提出的“民主运动”，和以往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不同，既没有依靠、也没有号召工人农民参与进来。在工农大众看来，民主运动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起的，与自己无关的政治运动。不过当一部分学生提出 “打倒官倒”后，单纯的知识分子运动发生了质变。六四前后中国大陆正值物质紧缺时代，那时普通老百姓要购买彩电冰箱等大件和紧俏商品，仅有钱是不够的，还要凭关系走门路才能买到。一些高干子女利用父母的职权倒卖紧俏物质，大发其财，一般民众对此十分不满。因此学生提出“打倒官倒”后，引起广大市民的广泛理解和同情，六四运动也从一场知识分子运动，演变为一场城镇居民群众性反政府抗议运动。

　二、为什么会发生流血事件

　中共政权自诞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大规模全国性反政府抗议运动。当时中共领导层为怎样结束事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主战派，主张用高压暴力手段镇压运动；另一种意见是主和派，主张以安抚和解的方法平息运动。但邓小平等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迷信暴力，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靠暴力上台的。同时中共也深知学生运动的厉害，当年中共与国民党争江山时，中共领导和发动了国统区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对国民党的败退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当时中共指导的学生运动的口号也是向国民党政府“要民主，要自由”，按现在的标准也应该算是要求民主的民主运动。

　由于历史原因，六四学生喊出“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很自然地怀疑到学生是受人煽动利用，因为当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绝大多数都是中共指使和煽动起来的。1986年的学潮才平息下去，1989年的学潮更加变本加厉。邓小平下决心以强硬手段，用流血的恐怖一举彻底平息学潮。六四成为流血事件是邓小平的决断，不流血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用流血来换稳定，这是当时中共高层最后达成的决议。当然赵紫阳等主和派反对用流血的方法解决问题，但军队听从邓小平的指挥，赵紫阳无力回天。

　尽管邓小平有意制造一个流血的恐怖事件，但邓小平并没有想杀那么多人。邓小平事先估计军队开枪，不过打死打伤数名、最多数十名顽固不退的学生，再抓捕一批学生领袖和他们在社会上的支持者，就可以用血的恐怖吓倒知识分子，他明白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软弱，害怕流血。然而开枪的结果出乎邓小平意料之外，他没有想到军队会打死几百、打伤几千人，而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市民百姓。为什么军队向无辜的市民百姓乱开枪，这很可能是出于农民士兵对城市人优越傲慢的报复（详细请参见拙文《亲历六四》）。

　六四血案后，邓小平意识到开枪的打击面太大了，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表示他有意和解。六四北京城平民百姓的大量伤亡，从客观上帮了知识分子一忙。本来邓小平和中共高层是准备秋后算账的，彻底铲除那些有反骨的知识分子。可是六四牵扯到大量非知识分子市民的牺牲，从严查处六四事件，必然牵扯到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工人市民，使共产党站到工人平民的对立面。中共不怕得罪知识分子，但害怕得罪市民大众。

　因此六四以后邓小平从主战派转为主和派，开始向知识分子和解妥协。邓小平的第一个和解姿态是不用李鹏等强硬主战派接总书记的班，而是起用江泽民这个与六四没有直接关联的人物接班；邓小平的第二个和解姿态是轻判六四学生领袖，当年魏京生不过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判刑15年，而王丹是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带头人物，只轻判了4年刑。中共对民主活动人士的境外逃亡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没有赶尽杀绝。邓小平的第三个和解姿态是淡化六四，对六四的普通参加者不作追究，而积极镇压六四运动的“共和国卫士”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参与六四运动的人不记过，反对六四运动的人也不记功。

　促使邓小平采取和解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态度。六四开始时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曾经怀疑美国是六四的幕后黑手，美国有意煽动和利用学生，试图推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六四后美国政府立即派出密使前往北京，将美国的态度交了底：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共政府合作，并无意推翻中共政权。邓小平明白美国人并不想搞倒他们后，对在美国的中国民运团体放心下来，让一批反政府的异议分子出国赴美，以表示中国政府对六四运动的妥协姿态。同时美国做出不支持推翻中共政权的承诺，也是邓小平加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重要因素。

　六四流血惨事的主要责任者，无疑是邓小平，是他决定用流血来换稳定。但六四后邓小平的和解与妥协态度，又大大消解了人们对邓小平制造流血事件的愤恨。中国人对邓小平的感情是复杂的。

　三、六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六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特别是它加速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代表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六四前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对经济改革的进度是谨慎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虽有所改善，但中共的主要依靠对象还是工人阶级。工人是工厂企业的主人，工厂企业不能随意开除工人，这个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特征没有变化。六四以后，邓小平意识到六四运动的根源，是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长期以来轻视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满，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学潮，最重要的就是改善知识分子待遇，让他们成为社会的受益者，用金钱收买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的支持。

　六四后中共大大放宽改变了以往严格的干部条例，允许教师科研人员兼职创收，允许干部下海做生意，把知识分子从死工资中解放出来，向他们开放额外的生财之道。根据1980年代的社会调查，中国的新兴富裕阶层的文化程度很低，平均只有初中程度，那时的新富主要是农民个体户、城市小商贩。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成为有稳定收入的高薪阶层，“脑体倒挂”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过时词汇。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明显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加速了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加速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在打破大锅饭的名义下，工厂厂长开始有权解雇工人，工人不再是工厂的主人，而成为老板的雇员。最近中国出台了保护私人企业主（即资本家）财产的法律和允许资本家入党，标志着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真的在中国成为现实。

　如果没有六四，中国的知识分子待遇恐怕不会这么快得到改善，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进程也恐怕不会来得这么快。从客观上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六四事件的得益者。因此六四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与其说失败，不如说成功，因为六四促使中共政府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政策。六四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占据了主角地位。

　

2002年3月18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