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林思云

　最近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学说，确定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理论地位，但也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不小的争论，因为中共是靠工人农民的支持夺取政权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信仰共产主义就是死罪一条，可还是有数以万计的中共先烈喊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口号慷赴刑场。这些中共党员献身是为了打倒地主资本家，让工人农民翻身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如果他们知道几十年后资本家也能堂而皇之地入党，岂不悔恨自己当年死得太不值得？

　事实上邓小平上台后，中国就一步步地滑向资本主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学说，更是取消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现在已有不少人提议中国政府应该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不禁让人想起毛泽东的话：“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否则资本主义就要在中国复辟，工人农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果然中国在不讲阶级斗争后，资本主义很快就开始复辟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尝到了“二遍苦、二茬罪”的滋味。

　现在一提到“工人”，人们就会联想到打工卖苦力的民工，一个人沦落为 “工人”被视为是没有出息的标志。如今的年青人或许不知道，“工人”曾几何时是一个多么响亮的称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收音机频频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豪迈歌曲，工人老大哥一个个挺着腰杆走在街上，当时工人们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扬眉吐气”。资本家成了被专政的反动派，知识分子成了靠边站的臭老九，工人大老粗开天辟地第一次变成了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那时一个人如果是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好出身，犯了罪都能减刑半年。

　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过分夸大了共产党上台前（那时叫做旧社会）工人的苦难，把他们描述为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其实当时大部分工人的家境，和现在的工人差不多，大致还是能够得以温饱。工人们最不满意的主要是没有社会地位，社会上的人看不起靠出卖体力劳动为生的劳动者。共产党来了，打倒了压在他们头上的资本家老板，靠边了嘲讽他们的知识分子文人，使工人的社会地位从地下一下抬到天上，工人怎么会不跟着共产党走？不从心眼里歌颂共产党的恩情？

　毛泽东日日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终究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如今是资本家翻身，知识分子吐气，工人却从扬眉吐气的领导阶级，跌回到与旧社会一样的社会底层。现在广播电视里也不再播放什么“咱们工人有力量”了，工人还有什么力量？老板动一个小趾头你就得回家，似乎谁都敢捏工人一把。经历过旧社会、新社会时代变迁活到今天的老工人，最能体会毛泽东所谓的“二遍苦、二茬罪”，还真不是耸人听闻的空穴来风。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不少人认为马克思学说搞错了，共产主义搞糟了。马克思真的搞错了，共产主义真的搞糟了吗？这还应该让历史来评说。

　自古以来，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社会的结构都大同小异，即绝大部分人从事农牧渔等直接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自给自足生产，养活少数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贵族文人，以及少量手工业作坊工匠。这样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是稳定的，除了天灾战争外，没有所谓的经济问题。自从英国发明工业大生产后，人类社会首次出现大量自己不直接解决吃饭问题，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群，马克思把他们叫做“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离开了土地，不再靠天吃饭，要依靠为工厂老板打工换取衣食。

　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变成工人，但这种职业的转变是不可逆的。工人离开土地后，农村已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即使工人被解雇失去工作，也无法返回农村重新务农。这样工人一旦长期失业，就难于避免沦为无家可归流浪汉的命运。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大量的失业工人，社会必然会异常动乱。失业工人的人数超过劳动人口10％以上，当局政府就面临倒台；失业人数超过20％以上，革命和暴动就随之即来。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把解决失业，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工人的大量失业？一个主要原因是有限的市场与高效率生产之间的矛盾，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的发生。

　近年来中国人也开始明白什么是有限市场与高效率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到处商品不足，大件工业品几乎都要凭票证购买，工厂从没有产品卖不出去的担忧。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中国的商品短缺问题在短期内就得到了解决，方便了人民生活。可是大规模生产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因为一件商品的市场总有限，同一商品大规模的生产很快就会导致市场的饱和。现在中国的家电市场基本饱和，造成家电行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之间开始进行降价大拼搏等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败下阵来的企业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甚至破产倒闭。这也同时意味着该企业的大量工人要被解雇，成为没有收入来源的失业者。

　目前中国的纺织品加工生产能力，早已超过本国市场的需求，不得不向海外寻求出路。如果失去了海外市场，中国的服装加工生产公司有一半要破产倒闭，这当然会带来大量的失业工人。英国早在100多年前就体验过这种生产能力过剩的经历，那时英国的纺织品生产能力也大大超过了本国的需求，也不得不向海外寻求出路。不过当时世界上并没有国际贸易体系，要用枪炮才能打开海外市场。争夺海外市场，就成为帝国主义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最基本动机之一。

　鸦片战争后，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开放通商的要求，这曾让大清的皇帝大臣们困惑不解。以往的外来侵略者都是要抢占中国的土地，争夺中国皇帝得宝座，他们不仅要中国的土地，还要中国皇帝的命。因此遇到这种外来侵略，中国的皇公贵族都是拼死抵抗，不可能搞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行为。而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却与以往的侵略完全不同。侵略者只要求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并不想要中国皇公贵族的权力和性命。中国皇帝只要对外开放本国市场，租借少量通商口岸给列强作为通商基地，就可以照旧作皇帝。这对于皇公贵族来说，是天大的便宜事，因为卖国可以帮助他们保住权力地位，自然出现了皇公大臣卖国的怪现象。应该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是英法美德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模式，俄日等后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用传统的抢夺土地的方式来侵略中国。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大量失业工人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经济发展出现起伏的周期，从高涨到低迷，再从低迷到高涨，如此循环往复。市场经济体系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循环，还不是很清楚。马克思把经济危机归因于市场经济的无计划盲目生产，这也是马克思提出应该搞计划经济的重要理论根据。

　在经济繁荣期，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赚取更多利润，纷纷大量招收工人；可是进入萧条期，企业为了减少支出，又要大量裁减工人。由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大起大落的：景气时大量招工，不景气时大量裁员。而工人却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机器，不景气时大量裁员造成的失业者大军，必然导致巨大的社会问题。

　二次大战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终于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都出现了数以百万的失业大军。德意等国政府无力解决经济问题，促使纳粹等极端势力上台，最后导致了世界大战。战后，各发达国家吸取了战前的教训，政府开始较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特别是建立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保证了工人即使失业，也可靠领取社会救济金得到一个可以过得去的生活。

　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所需的巨额资金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对富人和企业课以重税（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一般要把利润的30％以上作为法人税上交国家），让社会财富从富人和企业向穷人倾斜，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但对富人企业课以重税的劫富济贫作法，也有明显的副作用，它会使劳动力成本偏高导致产品价格偏高，影响了这些国家的产品竞争力。

　当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最主要还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惊人的社会财富。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劫富济贫的政策，发达国家基本上消灭了无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这些国家的主体。二次大战前，西方各发达国家中都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而现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已经偃旗息鼓。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放弃了与资本家的斗争，而是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已基本消失了。

　看来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矛盾的看法并没错，以前的苏联中国是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而西方国家却是资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二者殊途同归，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矛盾。马克思只想到消灭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法，没想到还有消灭无产阶级的解决方法，这是马克思理论的重大失误。

　中国传统上是农业大国，从事工业劳动的无产阶级人数较少，所以从未遇到过严重的失业问题。近年来中国急速工业化，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成为工人。中国正在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正在大量地制造无产阶级。大量农民离开乡土变成无产者，这对于中国前景和稳定来说，并不一定是值得庆贺的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量无产者的存在是蕴育社会大动荡的温床。中国现在处于经济上升阶段，还没有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经济危机早晚会降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头上。一旦经济危机来临，中国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军，很难避免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暴乱。

　不过好在中国有一个解决失业的特别招数，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农民政策。中国政府用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的方法，限制农民自由地变成工人。1958年大跃进时期，工厂生产规模扩大造成劳动力短缺，大量农民进城成为工人。但大跃进失败后，工厂生产规模纷纷缩小，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为了不出现失业者，中国政府曾强制性地遣返一部分已经成为工人的农民返乡重新当农民。后来文革期间的知青下乡，也帮助城市中不致出现失业现象。然而这种作法必须是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现在中国农村已经分田到户，已无法遣返工人到农村去。

　分田到户的政策，使每个农民有一份无法出卖的土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变卖放弃土地进城当工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也正是这份不能变卖的土地，中国政府可以把进城做工的所谓农民工，简单地遣返回农村。这种作法固然有损于农民的人权，但同时也使农民得到另一种好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有两份收入：一份打工的收入和一份种田的收入。如果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同工同酬，仅有一份打工收入城市工人显然比农民工吃亏。也正是因为有两份收入，农民工可以接受比城市工人更低的工资，这就使城市工人在与农民工竞争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凡是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就不会出现失业问题。中国经济近年来成长速度都在7％以上，这样的高速成长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本来不应该出现失业问题，可是中国却在高速成长的同时出现失业问题，这主要是农民工进城抢了城市工人的饭碗，造成城市工人的大量失业。农民工并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土地可种，进可攻退可守，在城市里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失业的担忧。而城市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一旦失业就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所以农民工进城工作，对于城市工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平等的事。大量城市工人的失业，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最近东北一些城市的下岗工人闹事，预示着工人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大量无产阶级的时代，每当遇到经济危机，都会在国内引发严重的混乱与动荡。现在西方国家把费力多报酬少的简单劳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就等于把无产阶级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因为这种低收入的简单劳动无法造就中产阶级，只能造就无产阶级。外资到发展中国家开办的基本都是雇用大量工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外资企业可以关门走人，留下大量嗷嗷待哺的失业工人，给当地国家留下严重的社会后遗症。中国是接受西方外资最多的国家，所以转嫁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也最多，这也预示着中国将来可能会成为劳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要在不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的前提下解决劳工问题，最可用的方法就是劫富济贫，向富人和企业征收重税来保障穷人的社会福利。而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又有难言的苦处。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依赖外资，为了吸引外资到中国来，就必须给外资减免税收的好处。如果向外资企业征收重税，立即会吓走外资。所以在筹集社会福利基金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不能打外资的主意，只好向本国企业摊派和发国债借贷。这样税重的本国企业竞争不过税轻的外资企业，长期以往势必导致本国企业的势力越来越小，中国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资。

　现在西方资本家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比他们在本国的待遇还要好。在中国他们可以不顾工人身体健康设定高强度的劳动标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不需要支付高额的工伤赔偿，更不用担心工人会罢工。因此现代中国被誉为“资本家的天堂”。外国资本家纷纷涌入中国招工办厂，中国大有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有人因此批评中国政府不重视保护本国工人的权益，但如果中国政府制定严格的保护工人法律，自然会吓走外资，减慢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保护工人优先还是发展经济优先，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难题。

　资本家雇佣养活工人，而工人却又成为资本家的掘墓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个冤冤相报的定理。后来西方国家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劫富济贫的社会主义政策，基本消灭无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才使这些国家得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中国却在走西方国家过去的老路，正在大量地制造无产阶级，这就埋下了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的种子。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中国工人问题的解决程度。

　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前途必然危机重重。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大量资金，而中国政府的财政情况并不好，负有巨额国债和赤字，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已是力不从心。由于这个因素的制约，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看来还是走不了多远。当然中国也难于退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不会变成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处于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的状态，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

　

2002年7月16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