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转变

林思云

　 1950年代中共建国之初，作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并无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而且当时日本新败，国力疲惫，中共对日本的外交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1960年代中苏交恶，毛泽东开始打出“反帝反修”的孤立外交政策。但这种光荣的孤立外交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北京开始反省，寻求开辟对外经济联系来摆脱国内经济困境。就在这时，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新兴的经济强国。196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注重对日外交，主要是通过民间渠道加强对日的经济联系。当时中共频繁邀请日本左派人士访中，频频向日本示好，毛泽东的著名“感谢日本侵略”，也是对日示好外交的高潮。

　 1972年的中日建交谈判颇为顺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要求。中日建交后中国向日本赠送一对大熊猫，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成为日本关心中国的第一次热潮。现在不少人批评中共当时不该放弃战争赔款，不过中共放弃战争赔款有其明智之处。一来二战时的所谓“四强”：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美苏英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要求，如中国一味索要，显然有失大国身份；二来台湾的国府早已代表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中共再索要的话，在国际法问题上也会十分被动。

　另外中国从放弃对日战争赔款中也得到了相当的实惠。日本对中国政府长期提供巨额的低息借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是西方国家中对中国进行有偿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这里不能不说有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感谢因素。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前期的一段时间里，中共的对日政策一直是友好优先，比较淡化中国被日本侵略的历史问题，中日间也没有出过大的外交波折。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应。此后，中曾根没有再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他给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解释是：“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反应……”，这不仅让人感觉到是中国政府外交的一个胜利，也让中国人感到较有面子。

　 198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东欧爆发共产主义信仰的意识形态危机，东欧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台，这使中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感。一个政党总要有一个意识形态，失去了共产主义教义，中共靠什么思想和精神团结人民呢？于是爱国主义就成为取代共产主义团结人民的新意识形态。在中共代表大会上，体现共产主义精神的国际歌也被民族主义的国歌所取代。

　要搞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要树立一个靶子或一个反面教员，以便让爱国志士的爱国情绪有一个发泄的地方。以前中共与美国、苏联这样的大国搞对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中共接受了以前的教训，不再树立美国、苏联这样的政治军事大国为爱国主义攻击的靶子。日本二战后经济上虽然有所作为，但政治上一直是一个二流国家，树日本为爱国情绪发泄的靶子，似乎不会付出很大代价。更重要的是日本有侵略过中国的历史，很容易唤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所以日本是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最合适反面教员人选。

　 1980年代后期以来，北京不断揪出日本的历史侵略问题，试图以此来对中国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东史郎事件等，都加深中国百姓对日本的敌意或反感。可是中共发起的这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收到预想的结果。当时中共以为中国人会把“爱国”推广理解为“爱政府”，更进一步就可以引导为“爱党”。可是不少中国人并没有简单地把“爱国”理解为 “爱党”，反过来却利用“爱国”来进行“反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爱国方程式：寸步不让对外强硬的抗争派，不惜一切代价对外斗争的主战派，就是爱国的最高典范。根据这个方程式的图解，岳飞、文天祥等人被俸为爱国的偶像。相反主张对外和平友好、妥协退让的秦桧、李鸿章等人，都被图解为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当前中共的对外政策是低姿态外交，妥协退让的时候很多，根据中国传统的爱国方程式，中共的这些行为都可以轻易地解释为卖国行经，经常被反共人士利用中共自己搭起来的爱国大炮来炮打他们自己。

　在西方人眼中，对外强硬和对外妥协，并不直接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并不认为对外强硬特别值得赞扬。比如主张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强硬布什总统，并没有被美国人赞扬为特别爱国；而主张和平妥协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前总统卡特，也没有被美国人批评为卖国贼。但中国的文化中，除了强硬抗争之外，不存在妥协退让的空间。

　尽管中国一直赞美强硬抗争的爱国主义，可是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爱国主义自宋代以来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我们赞美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又何曾给中国赢得什么实利？相反那些被斥为卖国贼的家伙们，倒是在挽救中国方面有过不少作为。如果没有秦桧的和平工作，南宋小朝廷坚持与金国死打硬拼的话，恐怕江南的半壁江山早就亡于金国了；没有李鸿章对西方列强割地赔款，大中华很可能早就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试想当时中国第一打不过洋人，第二又不肯割地赔款认输，剩下的岂不是只有亡国一条路了？本来南宋对金国称臣，满清对列强割地赔款，都是丢卒保车的顾全大局之策。可是中国的爱国者总不理解丢卒保车的战略思想。

　再继续深究一下中国历史上爱国英雄的功劳，不难有以下的发现：明亡于清，是因为崇祯帝后期朝廷中被岳飞式的主战派所垄断，不顾国内农民造反频发的不利形势，硬是不与清国停战讲和。如果崇祯帝朝廷中有几位秦桧式的主和派当权，明未必会如此简单地亡于清。同样清庭在慈禧后期也被主战派所垄断，不顾任何后果地对各国列强宣战，不仅引来八国联军的军事入侵，而且使人们失去对清庭立宪自强的信心，成为清朝亡国的直接导火索。

　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也不是死打硬拼爱国者的功劳。抗战8年，真正的大战其实只打了1937和1938年2年，以后重庆和延安都是避战不出，保存实力，才挨到日本战败的一天。如果抗战期间重庆和延安主动出击，试图发起赶走侵略者的反击大战，中国恐怕早就亡国了。中共在总结经验时常说：“【左】造成的危害，往往比【右】造成的危害大得多。如果把爱国比喻为“左”，把卖国比喻为“右”，也不难得出爱国造成的危害，往往比卖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的经验教训。

　再转回到中共对日外交政策的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发难，唯独日本政府从不在人权问题上为难中国，而且还表现出对北京的理解。天安门事件后，日本是唯一没有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的西方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从未对北京表现出敌意，可是中共却把和自己示好的“邻人” 作为爱国主义精神发泄的反面教员来开刀。

　在1990年代初开始的反日大合唱中，有人甚至找出早已过时的春秋战国时代“远交近攻”理论，提出一厢情愿的“联美抑日”设想。不久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声炸弹，炸飞了“远交近攻”理论；海南岛军机的相撞，撞醒了“联美抑日”的美梦。北京终于明白，真正有搞垮中共政权企图的国家是美国，日本本来并没有这个企图，可是中共的反日宣传和举动，已经开始把日本推上与美国共同反中的伙伴。

　日本政府1985年因为中共反对而停止靖国神社参拜，1989年天安门事件未对北京进行制裁，1995年日本村山首相访中时又对侵华战争作了明确的道歉，这些使一些人误以为日本政府软弱怕中国，低估了日本会正面反击的可能性。1998年江泽民访日时提出要求日本书面道歉的要求，也是因为中共的对日政策智囊团作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测，以为日本政府不敢拒绝中国的要求，况且日本已经向韩国书面道歉，也没有理由不向中国书面道歉。

　然而事实证明中共对日政策智囊团的预测是完全错误的。日本小渊首相不仅拒绝了江泽民代表中共政府提出的道歉要求，而且还拿出对华借款作为反威胁，使江泽民的访日十分被动难堪。如果中共政府事先预测到日本不会道歉的话，也就不会提出道歉的要求。否则中方贸然提出道歉要求而被日方拒绝，中方又没有什么反击报复的手段，那么要求日本道歉岂不是自找难堪。果然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再没有向日本提起书面道歉的要求，使日本感到这是一个外交的胜利。

　根据万物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普遍定理，中国的反日大合唱，必然也会引起日本的反中大合唱。不管是根据日本的民意调查数据，还是我们这些在日华人的亲身体验，都会发现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程度在日益下降。以前日本舆论界是对中国友好为主流，现在反中却成为舆论界的主流。去年的日本沈阳领事馆事件本来不是一件大事，却被日本媒体反复播放炒作，大大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一位日本报社记者曾私下对我说：他们编辑部在是否应该高强度报道沈阳领事馆事件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但最后还是顺应了舆论界的反中主流。

　由于日本政府是一个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政府，日本民众的反中情绪势必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自从小渊首相首开对中强硬外交以后，日本政府对中外交转变为以强硬基调为主轴。以前日本政府尽量不作给北京找麻烦之事，此后也开始在李登辉访日等问题上，向北京作出警告性的报复，试图让北京明白反日将会付出什么代价。小泉首相上台后，又进一步做出参拜靖国神社的让北京为难之举。

　本来日本民间对参拜靖国神社赞成的意见居多，这也是导致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背景。但当时中国还没有掀起反日浪潮，日本政府以“影响中国人的对日感情”为理由不参拜靖国神社，的确对日本民众有一定说服力。但现在这样的解释已经不行了，中国人的对日反感仇视已经升级，即使不参拜靖国神社也不会改变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呢？

　小泉首相开创了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也给后人作出了榜样，赢得了民心。即使小泉下台，他的后任首相如果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话，就要挨骂了。所以今后日本政府无视中韩政府的反对，把参拜靖国神社经常化惯例化，已经非常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近来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北京掀起以反日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结出的苦果。每次北京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只是发一个不痛不痒的抗议，自然给人们一个对日过于软弱的感觉，成为反共人士批评中共卖国的绝好证据。中共点起的反日之火最后烧到了自己身上，也是始料未及之事。

　中国反日宣传继续搞下去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是石原慎太郎等极端反中派的上台，在军事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外交上支持台湾独立，经济上限制中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好处？现在日本已是中国最重要海外市场之一，每年中国向日本出口大量服装、日用品、蔬菜等，对日出口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的饭碗。如果中国进行抵制日货的经济报复，自己并得不到什么好处，除了两败俱伤以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那么中国搞反日宣传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如果说1980年代末期北京搞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主要出于东欧苏联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的危机感，那么现在北京已经没有这样的危机感了。现在中共的治国思想是务实拜金主义，即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大家不再谈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不谈什么爱国不爱国。赚钱发财至上，提高物质生活优先，已成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再搞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不仅不能提高中共的威信，相反很可能导致自打嘴巴的结果。中共开始反省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得失。

　中共十六大以后，显示出在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后退的动作。最近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有关岳飞、文天祥等人“民族英雄”地位的评述，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同时中共也开始考虑使日本脱离爱国主义反面教员的地位，中共的对日外交政策正在转变，中共在悄悄修补中日关系，亡羊补牢。以前日本政界常说“不要刺激中国”，现在北京也注意到“不要刺激日本”的必要性，新拍电影《南京大屠杀》停演可能就是一个避免刺激日本的措施。最近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发表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更是一个明显的与日本修好信号。

　当然在中国已经掀起的反日情绪绝不会简单地消失，同样在日本引发的反中情绪也不会轻易地平息，中日两国关系要退回到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已非易事。

　

2003年1月16日写于日本　　

　